原標題：金融操盤手是如何“破壞”市場的?

坐落在倫敦針線街上的英格蘭銀行大樓 圖片來源：Graham Turner

十年前，全球經濟剛剛從幾十年來最大的金融危機中微弱復蘇，大型金融機構之所以幸存，全靠大量的流動資本以及政府為了力挽狂瀾激增的財政赤字。數百萬人失業，全球資產價格瞬間蒸發幾十億英鎊。這是一場劃時代的災難，只有1929年經濟大蕭條可以與之相提并論。直到今天，2008金融危機的余波仍未散去——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掀起社會震動，英國脫歐，匈牙利右翼領導人維克多·奧爾班上臺，以及去年的法國黃馬甲運動，種種現象都可以看作是這場金融海嘯的余震。至于未來如何，我們還無法下定論。

面對這等危機，人們想要看到的是在政治、金融、經濟以及選舉等諸多方面的靈魂拷問，好了解為什么會出現金融危機，然而在英國，事實恰恰相反。在我看來，最好的例證之一就是去年英國大選中的一場鬧劇——英國財政大臣賈偉德指責工黨失職，釀成了金融危機，并且導致無家可歸的人數直線上升。

當然了，工黨執政期間，對經濟領域的監管是否有效，自然是一個值得提出質詢的問題，但這個問題從賈偉德的口中問出，就顯得十分吊詭了。在金融危機期間，他高坐在德意志銀行董事會成員座椅上，他所在的地方不僅是“違規銷售”、顛覆全球經濟的風暴中心，還因為“直接導致了全球金融危機”而不得不向美國司法部支付72億元的罰款。他這一問無異于偷獵者反咬一口，控訴警察導致了兔子數量的下降。但英國人似乎并沒有太當回事兒，還是把選票投給了他。如果這就是我們所處的現狀，那么很顯然，我們需要花更大的力氣來搞清楚事情的來龍去脈。

上世紀30年代，社會各界對經濟大蕭條的作用機制發起了一波波調查，對這場災難進行了深入剖析。最終達成共識，要加強立法，協調一致，努力防止災難再次發生。然而八十年過后，似乎并沒有多大的改觀。我們的市場依然沿用著漏洞百出的舊方式運行著，該做的事情基本沒做，僅僅確立了一些銀行規范。

在這樣的背景下，政治經濟學家阿納斯塔西婭·內斯維索娃(Anastasia Nesvetailova)和羅內·帕蘭(Ronen Palan)希望填補這個空缺，揭露經濟監管的失范以及概念化的金融市場。《破壞》(Sabotage)這部作品意在用一種全新的方式來滿足這一關鍵行業的需求。根據基本經濟學理論，金融的關鍵就是優化資金分配。有的時候人們手頭寬裕，便想到了儲蓄;有時候兜里的錢入不敷出，便需要借貸。金融將這兩個經濟主體聯系起來，靠中間“傭金”賺取利潤。它的作用也許至關重要，但絕不是一個討喜的角色。經濟領域所有有趣的東西都不會在這里發生。

與此同時，根據經濟學理論，金融應該是一個不怎么能賺錢的行業——這么多的金融機構，幾乎都在提供大致相同的服務。激烈的競爭理應促使金融從業主體降低費用，達到僅僅能夠維持收支平衡的水品。也就是說，銀行家應該與其他一些枯燥無趣的行業聯系在一起，比如說產權交易律師、工程造價師，從前就是這樣一派情形。

然而今時不同往日了。銀行家位高權重，腰纏萬貫，受雇于他們的職員薪水遠高于他們服務的生產型經濟企業。而這些員工也想出了更詳盡、更創新的辦法來轉移資金，大大拓展了他們雇主的利潤邊際。經濟學理論是一套，現實卻反其道而行之，這到底是為什么呢?這個問題也正是內斯維索娃和帕蘭在書中試圖解釋的問題。

為了尋找答案，他們回顧了19世紀，回到那個最初的鍍金時代，翻看托斯丹·凡勃倫(Thorstein Veblen)的理論，研究這位美國經濟學家是如何解構商業利潤的。凡勃倫的理論中有很強的實用主義色彩，盡量避免理論化。這么做是為了讓“穿著科學外衣的政治”少一點“數學濫用”(mathiness，指數學并非用于闡明問題，而是作為說服或誤導的手段，這種趨勢可能會阻礙人們理解推動經濟增長的因素與投入)的色彩。而后者正是在過去的這半個世紀里玷染經濟學的元兇之一。

凡勃倫研究的對象是金融市場交易人的實際行為方式，而不是有序市場中經濟參與者應有的行為。他發現，市場中有無數欺騙舞弊的現象，于是他還專門用一個名詞來指這種行為：破壞(sabotage)。商業從業者利用他們對市場更深入的了解，來禍害他們的客戶、競爭對手和監管機構，一心一意追求更大的利潤。他們并不是不相信自由、井然有序、不加操控的市場——他們樂在其中，只不過不想讓秩序限制自己罷了。

內斯維索娃和帕蘭疏理了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在金融危機期間的行為，發現了凡勃倫所說的這種行為模式。兩位作者得出結論，這就解釋了為什么銀行能在如此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賺得油水滿滿：他們也在禍害其他所有人。社會上人人都離不開金融——如果拋棄金融體系，那么在現代經濟中生存幾乎是不可能的，于是金融從業者就形成了一個共識，他們可以深入了解人們的行為方式，以及大眾可以容忍到何種程度。

他們引用的例子實在令人發指。比如說蘇格蘭皇家銀行(RBS)的人是如何故意搗毀家族生意，好為自己撈錢的;好比他們的內部備忘錄，“員工應該讓客戶‘上吊’，自生自滅。”當然，蘇格蘭皇家銀行有時候也承認了自己“犯了一些錯誤”。

金融公司的終極目的就是不斷擴張，避免倒閉。一旦企業背后有了政府的背書，就能更順手地大肆借貸，就能行事更加不計后果，因為一旦出了什么差池，最后還有納稅人來買單。“破壞制度是一門大學問，大到足以成為一些大型銀行賺錢的主力軍。”兩位作者在書中說。

為什么監管機構總是放他們一馬?內斯維索娃和帕蘭給出的答案十分對我胃口。他們認為，人們本質上是依賴金融機構的，我們需要他們持續為我們提供貸款，好繼續繁榮。因此政府對違規行為百般縱容，好保證銀行始終有利可圖，世界經濟是一個巨大的金字塔，政府知道其中的一切破壞行為，但始終聽之任之，而不是采取措施，承擔其分崩離析的后果。邏輯上聽起來沒毛病，但近期英國和其他國家政府的行為，沒有理由能說服我——他們能在如此長的一段時間里支撐這一大陰謀，而不會因為最終金融的無能而釀成崩潰。

內斯維索娃和帕蘭提出的解決辦法鏗鏘有力。他們的核心思想是，監管機構要拋棄原有的關注點，不再萬事企求經濟穩定。他們認識到，金融機構的核心運轉模式就是博弈，除非有強有力的監管系統讓他們懸崖勒馬。按他們的說法，我們的社會就應該摒棄傳統的左右翼政治分裂，自由市場和監管規則也不應該是二元對立的關系。我們的社會應該擁抱真正的自由市場，不要讓它被最強大的游戲玩家所操控、所破壞——這就需要強有力的監管了。

如果你是一位進步主義者，如果你認為改善經濟世界需要新鮮的觀點，這本書再適合不過了。沖刷完頭腦，然后擼起袖子繼續干。

本文作者Oliver Bullough是《衛報》專欄長期撰稿人，著有《金錢世界》一書。

(翻譯：馬昕)